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的枪声撕破了华北的夜空。八十九年过去了，宛平城墙上的弹孔依然清晰，它们不只是战争的疤痕，更是一面镜子——照见一个民族在最暗夜里的精神底色。

当我们今天谈论文化自信、文化强国，谈论家风与礼仪，不妨先问一个问题：当“礼仪之邦”遭遇最野蛮的入侵，儒学的精神究竟给了我们什么？ 答案，就藏在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里。

一、家风：以“捐躯”为立范，家国一体的精神接力

**的家风，从来不是写在族谱上的训诫，而是刻在背影里的抉择。

北京密云有位母亲叫邓玉芬，她把丈夫和五个儿子全部送上前线，无一人生还。她临终前只说：“把我埋在大路边，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。”赵一曼在刑场上留给幼子的遗书里写道：“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”

这便是儒家“身教重于言教”最残酷也最光辉的呈现。孟子说：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”当战火烧到家门口，一个母亲的选择，就是整个民族家风的缩影。她没有说出“舍生取义”四个字，却用血肉之躯为子女写下了最重的家训：个人的命运，从来与国家的命运同频共振。

今天，我们传承家风，不是复刻旧时的繁文缛节，而是将这份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，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责任与坚守——让孩子懂得，家是最小国，国是千万家。

二、礼仪：不是温顺的服从，而是道义的坚守

有人曾误以为，儒家的“礼”是温良恭俭让，是逆来顺受。但七七事变给了这种偏见最响亮的回答。

当日军要求中国守军“礼让”宛平城时，我们的回答是子弹。这恰恰揭示了“礼”的本质——孔子曰：“礼者，理也。”荀子说：“礼者，人道之极也。”真正的礼，建立在“是非之心”与“辞让之心”之上（孟子四端说），它的底线是道义，它的脊梁是尊严。

张自忠将军战死前写下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怍于人”——这是儒家“内省不疚”的最高境界。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流亡中完成“贞元六书”，他说：“此时正是中华民族‘贞下起元’之时。”礼仪之邦的韧性，正在于它懂得：温良是对同胞的仁爱，而对侵略者，礼貌就是子弹，尊严就是长城。

我们今天重建礼仪文化，不是教人做沉默的羔羊，而是培养一种“有原则的谦和”——对内彬彬有礼，对外不卑不亢。

三、文化自信：在绝境中觉醒的精神主体性

日军侵华，不仅要占领土地，更要摧毁中国人的精神主体性。他们推行奴化教育，企图斩断中华文明的根脉。

然而，恰恰在最黑暗的时刻，文化自信爆发出惊人的光芒。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的茅屋里写下《国史大纲》，开篇即言：“对其本国已往历史，必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。”闻一多蓄须明志，朱自清宁死不领“救济粮”，梁思成在流亡中测绘古建筑，他说：“这些斗拱梁柱间，跳动着华夏文明的脉搏。”

这便是王阳明所说的 “致良知”——在生死存亡之际，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心中那个“知道什么是对的”的声音，从未被炮火淹没。孟子所谓“浩然之气”，正是这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定力。文化自信，从来不是太平盛世里的自夸，而是在文明面临断裂时，依然有人愿意用生命去接住那根接力棒。

当我们今天说“文化自信”，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：我们的文明，值得用热血去捍卫。

四、文化强国：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复兴的力量

伟大抗战精神，被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“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，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，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，百折不挠、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”。这四种品质，正是儒学“修齐治平”理想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集体爆发。

建设文化强国，不是盖几座博物馆，拍几部古装剧，而是要激活民族精神的内生动力。抗战时期，知识精英们用《诗经》的雅颂、《春秋》的褒贬、《史记》的骨气，构筑了精神的防空洞。今天，我们面对全球化与数字文明的浪潮，同样需要这种从传统中汲取智慧、面向未来转化创新的能力。

文化强国的本质，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精神的绝对自信与持续更新。而这种自信的源头，就在卢沟桥的弹痕里，在邓玉芬的遗言里，在钱穆的笔墨里。

结语

卢沟晓月，岁岁年年。八十九年前的枪声早已沉寂，但它留下的精神回响，永远激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。家风在此立范，礼仪在此定界，自信在此觉醒，强国在此起航。

儒学的当代价值，从来不在故纸堆里，而在每一次民族危亡时的挺身而出，在每一个家庭对家国情怀的身体力行，在每一个普通人心中那份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的道义自觉。

让我们铭记历史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，而是为了在新的时代，用儒学的智慧滋养我们的精神，用先贤的教诲照亮前路——如此，方能不负苍生，不负这片古老而青春的土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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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律·卢沟弦歌志

烽火卢沟照铁衣，石狮不语记寒晖。

岂因礼乐输刚骨，偏向危亡索道机。

血沃中原肥劲草，弦歌绝境启心扉。

今朝重理春秋笔，不负河山万古希。

（诗意注：“弦歌”取孔子陈蔡绝粮而弦歌不辍之典，喻精神不绝；“春秋笔”暗合儒学褒贬大义，喻今日治学当有担当。“希”通“稀”，亦含希望之意，言河山永固，万古长青。）

关于作者：

现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中华礼仪文化研究室副主任、中华文化复兴项目课题组智库研究员，全国婚姻服务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会员理事，山东省传统礼仪文化研究会副会长，雄安新区雄州孔庙文化顾问、研究员，孔母学堂事业部专家组成员、联合创始人，固安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。

专精于中华礼仪体系构建、易学战略决策、岁时节庆文旅、政德家风传承领域，致力于将传统智慧系统化地融入现代治理，为政务决策、企业战略及文旅康养项目提供文化解决方案。多年来，始终投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、推广与实践。

积极推动婚俗改革与移风易俗，在家族文化传承与家庭建设方面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实践范式。以儒学为根基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，是一位兼具文化使命感与实践创新力的智库型文化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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